當年透過許重義校長的介紹，有幸到美國國家衛生院老年醫學中心神經科學實驗室跟隨Dr. Mark Mattson學習。Dr. Mattson專長於神經細胞凋亡(apoptosis)的機制與訊號傳遞(signal transduction)的相關研究。到實驗室報到的第一天，他帶我去認識一位博士後研究員Dr. Arumugam，他是一位斯里蘭卡人，專長是小鼠的中風模式及相關研究。斯里蘭卡是一個跟台灣差不多大小的島國，同樣鄰近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（印度）。不同的是，斯里蘭卡一直處於戰亂頻繁的局勢。被稱為”猛虎組織”的叛軍與斯里蘭卡政府征戰已超過二十年，Dr. Arumugam全家因為遭受內戰的波及，輾轉逃到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最後到澳洲成了政治庇護的難民。他拿到博士學位之後，到美國進行博士後研究。遇到他以前，我一直以為戰亂的環境下成長的人都會相當的自我。然而，Dr. Arumugam卻是我所遇過最熱誠與慷慨的好朋友。我必須說，假如我在這段美國的歷程真的完成了若干成果，除了台灣持續支持我的師長外，最幸運的事便是在旅程第一天結識了這樣一位亦師亦友的同事。

俗話說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去美國的前六個月，我每天待在實驗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練習小鼠的中風模式。除了熟悉手術的流程，也要確保中風範圍的穩定性，並操作後續的RNA、蛋白質，以及切片染色的基本實驗技術。慢慢上手之後，我開始了一個很簡單的實驗，測試一種新的、可以抑制細胞脂肪氧化產物的合成物(carnosine analogue)在小鼠(in vivo)及神經細胞培養(in vitro)的中風模式的療效。而在同時，Dr. Arumugan的主要研究計畫“神經細胞缺血後會引起Notch1基因的活化並引起神經細胞死亡”成果，被《自然醫學》(Nature Medicine)接受發表。

美國生活的第一年年底時，我告訴Dr. Mattson：我明年就回台灣了，雖然我學到了操作實驗的基本技術，也參與了一些研究計畫，但是我希望能夠有機會開始一個新的，有延續性的題目。隔天他告訴我，類鐸受體(toll-like receptor)是免疫細胞相當重要的接受器，他不確定神經細胞是不是也有這個東西，甚或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但神經科學的研究常常跟著免疫領域走，你就做看看吧，做出來就是你的了！於是，我開始了神經細胞的類鐸受體的三部曲之旅，從證實神經細胞有類鐸受體開始，到發現中風會引起神經細胞類鐸受體的活化，以及最後的類鐸受體的活化會導致神經細胞死亡。短短的不到三行字就可以描述完的成果，卻讓我每天的實驗室生活如洗三溫暖般，一下子充滿驚喜，一下子又陷入沈沈的失落。這期間，包括Dr. Mattson, Dr. Arumugan以及其他實驗室同事都給予我全力的技術支援與經費贊助，尤其在最後回國前趕實驗的階段，大家都把我的實驗列為優先。回想這段經歷，實在有太多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感覺。而在同時，Dr. Arumugan與我共同進行“以免疫球蛋白治療急性缺血性中風”的題目也在回國前接近完成。很戲劇性地，這兩篇研究結果在前後期的《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》發表(2,3)。

回歸臨床醫師也一年多了。有時在醫院的繁忙之後，想起這段美國的經歷，常覺得有如作夢一般，有許多的美好，也有夢醒之後的迷惘。除了實驗室的經歷之外，四季分明的美國，下班之後的悠閒，甚至流連在折扣季節瘋狂打折的購物網站，都是這趟旅程最美好的回憶。在回國前一週，幾位實驗室的好朋友包括Dr. Mattson、Dr. Arumugan、以及一位印度人、一位韓國人、一位德國人（也是神經科醫師）共同在一位巴基斯坦裔的美國人（動物房管理員）家中聚會，會中大家合照。兩年過去了，照片中的人除了動物房管理員還在Dr. Mattson的實驗室外，其他人都各奔東西了。絕大多數的人成為大學的助理教授，開始申請研究計畫，設立實驗室，只有我回到臨床的工作。前一陣子為了研究計畫買了一組跟美國實驗室一樣的白色的pipet，pipet有著一樣的手感，卻再也找不回一整天窩在實驗室的時間了！

「從實驗室到臨床」(From bench to bedside)，這句話是我第一天參加實驗室討論會的時候Dr. Mattson勉勵大家做基礎研究不要忘了跟臨床結合。在美國的兩年，我想我應該是做到「從臨床到實驗室」(from bedside to bench)，但回來後是否可以將所學的應用到臨床，需要加倍的毅力與努力，這應該也是許多去美國取經歸來的前輩遇到的最大問題。究竟這趟旅程對我只是人生一個短暫的美好的回憶，還是一個長遠的美好前景的起點，就待時間去證實了。謹藉此文向一路上數說不盡恩情的老師與朋友致上最大的感謝。